不论在哪种类型的组织中，越级汇报通常都被视为一种忌讳。枪打出头鸟，锋芒毕露是很容易得罪人的。但是这一点，在黄克诚大将身上是不存在的。
他是有话就要讲。如果按层级递不上去，那...就直接拍电报给中央好了。
01
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说给中央听呢？
那是1945年8月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，日本关东军迅速被歼灭。而这时，蒋介石的大部队尚在遥远的西南，因此对我党来说，东北突然出现一个绝佳的战略机会。
事实上，主席早就意识到东北的巨大价值。在延安开七大的时候，他对代表们说，东北四省极重要，有了东北四省，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：
要准备20到30个旅，15万到20万人，脱离军区，将来开到东北去。
设想是这么设想的，可谁也没想到胜利来得那么快。在接到苏联出兵的消息后，中央当即下令让驻扎在河北、山东的几支部队舍命狂奔，赶紧往东北去！
那么，这跟黄克诚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当时，他正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转战苏北。9月初的一天，黄克诚途经华中局驻地时才听说苏联出兵，并且我军已派少量部队进入东北。
图为转战苏北时的黄克诚（左）与张爱萍。
听到这个消息，黄克诚兴奋之余又很捉急，他觉得部队派得太少了，东北那么大一坨，这点队伍哪里吃得下？
不行，得给中央提个醒。
按照组织原则，他给中央汇报应通过华中局。时任华中局书记的是饶漱石。饶漱石一听，就按照中层干部的惯常思路，觉得这既不是我该管的事，也不是你该管的事。他不同意发这个电报。
要是一般人，你不同意发，不发便不发。但这是黄克诚。
在9月14日这一天，他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。不光起草了，还就用华中局的电台给发了出去。
这封电报，与其说在给中央建议，似乎更像在替中央排兵布阵。他说，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，应尽量多派，能去十万人为最好。那这些部队从哪调呢？电文中也安排好了：
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，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东北。
要知道，黄克诚同志此时只是一位基层指挥员，怎么感觉在教延安做事呢？他甚至还建议说：
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。
越级汇报究竟好不好？这个问题也要看。首先要看你的汇报对不对，其次要看，领导认为你汇报本身这个行为对不对。
黄克诚的建议虽然看起来大大地越级了，却与延安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主席那时在重庆谈判，少奇同志主持日常工作，提出了“向北推进，向南防御”的战略方针。他向主席的汇报中，专门提到了黄克诚的建议。主席回复：
完全同意。
于是，众多人的人生轨迹由此发生转折。101原本要去山东工作的，都走在路上了，接到命令便掉头北上。而黄克诚也奉命带着他的第三师，开进东北。
说是一个师，但第三师超过三万人，等于一个纵队的规模，是进军东北的部队中人数最多、战斗力最强的一支。
十万大军闯关东，大决战的序幕是这样拉开的。
02
我们也不能说黄老，是越级汇报尝到了甜头。因为越级汇报只是表象，实话实说才是根本。而实话实说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。
到了东北没几天，黄老又来了个越级汇报。
事情是这样的。我军先头部队的同志进东北后，汇报给中央的情况存在片面，有的夸大了事实。这些情况在传达给其他部队时，越传越离谱。
有的传，东北到处都是武器，感觉突击步枪随便捡、八倍镜遍地都是一样；有的传，到东北就住大城市吃大米白面；更有人说，到了东北每人至少提一级等等。
盲目乐观的情绪一旦蔓延，刮起来的就是浮夸风。
在这个情绪的渲染下，后续部队谁还在乎手上的几支破枪啊，纷纷来了个断舍离。好多部队出发前，把武器大大方方地留给了当地军区，有的连棉衣都没带。
黄克诚部在出发时，也是华中局的首长对他说，哎呀，中央都通报了，东北武器多得很，你们的家伙什也都留下来吧，好轻装上阵。
还好黄克诚多了个心眼，他想，万一到东北捡不到枪怎么办？所以，他坚持全副武装。这个叫底线思维。
果然到了东北之后，情况比黄克诚设想的底线还糟糕。
苏联受制于跟国民党签的所谓《友好同盟条约》，限制我军进入大城市。进不了大城市，仓库里的枪炮再多你也只能干看着。而在城市之外，山野乡村里土匪四起，老百姓对我军缺少了解，要搞到粮食都很困难。
眼见隆冬将至，出发前的设想如此丰满，但现实又如此骨感，部队情绪出现巨大波动。
黄克诚是一肚子气，于是他绕过东北局，直接给主席发去一封电报，陈述部队遇到的严峻情况，措辞可谓相当不客气，连用了七个“无”：
现在处于无党、无群众、无政权、无粮、无经费、无医药、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，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。
在一线带兵打仗的指挥员，是搞不了什么抽象的，因为他们面临的都是具体问题。部队要吃饭、要穿衣，还要生成战斗力，这所有的东西都要求他们实事求是。
当然，黄老也知道越级汇报有点不好，所以他在电文中附带解释说，是因为刚到东北，与东北局领导不熟悉，所以才直接发报。
另一方面，作为总揽全局的统帅来说，也不能不层层压实责任，维系一个健全的指挥体系。主席收到黄克诚的电报后，没有责怪他，但也只回复他说：
你均可与101坦白商谈。
意思就是，你去找101商量吧。
但黄克诚当时根本找不到101。几天后他们才发现相距不过二十里地，因无线电联络不畅，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位置。我军经略东北之初的艰难，由此可见。
03
黄克诚是湖南人，秉性直率。他早年念过师范，自述受文天祥的影响很深。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偶像，都是文天祥，要做一个正直忠诚的人。
这恐怕是他们敢于做“谏臣”，敢于提意见的一个底层逻辑所在。
在东北战场上，黄克诚越级提出的意见，上面的“七无”都算好的，后面还有更猛的。
那是二战四平，也就是四平保卫战中发生的事。尽管我军并不擅长阵地防御战，但战事开始时，我军的方针是死守四平。主席曾明确电令101，其中一句话非常有名：
化四平街为马德里。
意思就是死守到底，但黄克诚当时并不知道主席的这个指示。
图为主席的指示电文。
起初，我军挡住了敌人的第一波攻势。可不久后，国民党军卷土重来，杜聿明集结了精锐新一军、新六军等八个军的兵力汹涌而来。
这是多么大的一坨啊！
黄克诚的第三师负责四平左翼的防御。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，开始打他一下，挫其锐气是必要的，但现在应适可而止，不如主动把城市让出来，我军先去农村搞根据地。
黄克诚给指挥战斗的101连续发去了几封电报，建议从四平撤退。
但101来了个已读不回，他既不回电，也不撤军。
101不回是吧？好，那又直接向中央喊话好了。在给中央的电文中，黄克诚不光提到了四平，还提到了长春：
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。四平不守，长春亦难确保...我意即让出长春，以求争取时间，休整主力...来应付将来决战。
他的这封电报，中央依然没有回复。但这件事还没有完。
四平保卫战打了整整一个月。这是一场异常激烈的战斗，我军打得英勇顽强，取得了歼灭大量敌军的战果，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。整个部队伤亡总数在8000人以上，尤为痛惜的是，其中不少是战斗骨干。
黄克诚麾下的三师七旅，是井冈山下来的老部队，四平之战后减员到3000余人，失去了战斗力。
四平保卫战究竟该不该打？后来存在着争论。
1959年，庐山会议期间，主席与黄克诚谈论起这场战斗。主席认为，四平保卫战是对的，那时为了全国形势的需要，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，就是要与国民党军大战一场。
主席明确告诉黄克诚，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。
你们猜，黄老是怎么回答的？黄老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他对主席说：
是你决定的也不对。
我为什么觉得黄老更像一位传统的、执拗的知识分子，真正执拗的知识分子，就是会坚持独立思考，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不管面对的是谁，一定要争出个对错来。
但战争终究不是简单明了的数学题。战争并不单纯，是因为军事与政治密不可分。站位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答案就不一样，有时候“是非曲直，难以论说”。
主席听到黄克诚说这个话后，也没有再与他再争论，而是说：
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。
04
黄克诚三封越级的电报，反映出他敢于直言的个性，也是东北解放战争前期的一个注脚。他本人的形象没有出现在电影版的《大决战》中，但其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正是我军能在战场上不断取胜的法宝。
他的这个精神，多年以后，也体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。
图为晚年黄克诚。
1984年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要编辑将帅的词条，其中有101。黄克诚专门把编辑组找来，教他们如何辨析101的功过是非。
他说，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十万多点，带十万人进去，带一百多万人回来，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：
但是101是主要领导人，也不能抹煞这一点。
作为历史的亲历者，他还提到红军时期，101给主席写信提出“红旗能打多久”的问题。黄克诚认为，101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尽管观点错误，但敢于向上级反映，就这一点说，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：
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，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，这不是正确的态度。
黄克诚鼓励编辑们，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。而他自己也堪称是以诚建言、以诚做事、以诚写史。上述的这篇谈话，日后原原本本收录在他的自述与文选之中。
黄老的子女们还说，父亲曾留下家训，有三句话十二个字：
言不及私，相待以诚，相争以理。
这是黄克诚一生的写照。
参考资料：
黄克诚自述，人民出版社
黄克诚军事文选，解放军出版社
决战：东北解放战争1945-1948，上海人民出版社
第四野战军战史，解放军出版社